其实，师道复兴不仅涉及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的问题，还涉及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宋代儒者强调继承早期儒家的士人精神，重建由儒家之道主宰的庙堂之治，实现儒家政教文明的转型。

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得兼的价值选择中，士君子应该选择道义而放弃生命，这是因为在士君子的价值体系中，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我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所以他不断地强调：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肯定仁道完全是士君主的自我追求，他主张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尽管儒家士君子选择以道事君，但是现实政治秩序则要求士大夫绝对服从君主的政治权力，所以，每一个参与政治、进入权力体系的士君主，往往会遇到一个严峻的选择：服从道的价值目标，往往就会有失去权位甚至生命的危险。孟子所说的仁政，当然也与孔子一样，是对三代先王敬德、明德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士应该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当他面临富贵与仁道只能择一的处境时，必然会追求和完成仁道。二程的学术差异与二人的气质个性有关，朱子曾经作过比较：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

而程颐以公释仁则强调了外在的道德准则，并由此提出存理灭欲、克己去私的工夫。[1]33-34 在他看来，仁者即以万物一体的大我，超越了自身的形质，消弭主客界限，内外两忘。其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的超然、洒落的生命态度，以及与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体验，尤为难得，岂是一般人所能学到、做到的? 相对而言，程颐的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1]316，则显得平实多了。但是，以一体训仁，易于使人脱离生活实际，而遗身忘世，其弊如朱子所言：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

二程虽然共同体贴出一个天理本体，都是理学的开创者，但在仁的训释上差别较大，一个以一体训仁，一个以公释仁，这两种训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了程颢、程颐兄弟哲学思想的差别问题，他们的仁说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差别? 本文认为，程颢、程颐兄弟仁说的差别，可以看做是仁之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论与道德实践、直觉工夫与穷理去欲之间的差别，由此，二者仁说也各有利弊。[1]286 与私欲相同意义的，还有自私私意私心私己有己等等，在程颐看来，这些个体之私都会妨碍人的明理、复性、得仁。

原文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陈来.仁学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郭齐勇，陈乔见.孔孟儒家的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2009(1)：57-64.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二程 仁说 。程颢的以万物一体言仁，既是本体论，又是境界论。内容提要：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如果圣人只论生命境界，则势必远离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命本身，这其实是宋儒所不愿看到的。

程颐以公释仁，故而在修养工夫上，主张通过在实践层面的克己去私的工夫，进而达到对仁的遵循。[1]16-17 程颢的识仁，不是在自我之心外的防检，更非自我之心外的穷索，而是对自我内在之心的察识，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体悟到吾心之仁乃天地之仁，天地之仁亦吾心之仁。先秦儒家以仁为重要的道德原则，宋儒进一步将仁本体化，仁成为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境界，而所谓识仁，也就是对人物同体的仁之存在、境界的直觉、体悟。这种生命境界则要求每一个生命要超越个体小我，才能达到对大我境界的体证，即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内在体验。

才不敬，便私欲万端害于仁。实有诸己，只要义理载培。

其二，理欲之辨、公私之辨是义利之辨合乎逻辑地发展。他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

程颢提出的一体之仁，既是一种本体论，更是一种生命境界论。[1]1172 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为一身和人与天地一物都表明人与天地万物构成了一个宏大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人与天地万物同性、同理，同生共在同一时空中，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廓然而大公是一种内在体验。程颐提出以公释仁，把内外、主客关系、己与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一体关系，确定为公，即仁之道。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

进而言之，这种大我就是不能有诸己，也即是无我。其三，大公无私是圣人人格修养功夫。

但在理学阶段，儒家的人格目标由为君子转为成圣人，由此产生了求仁与成圣的功夫不同。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

[4]116实质上，这种关系就是体用关系。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120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义、礼、知、信皆仁也。而程颐的的确严毅亲切的性格，以及其以天下自任的抱负，对仁的理解自然趋向于外在性、严厉性。

并且，此所谓‘无私，不是‘无我‘无己，不是对私利的否定，而是不奸邪、不偏私。后者即是程颐的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1]153。

这样，程颐把人心之公，转化为孔孟的忠恕之道，而忠恕正是原始仁学的践履功夫，所以他说：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若要成圣人，不得不存理灭欲。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言不与己相干。因此，万物一体是建立万物皆有其性(理)的基础之上，所谓一体之仁，就是生之性、生之理。

这种廓然而大公仍然着力于圣人的人格修养和生命境界上，他所说圣人致公实质上就是明理，也即体仁。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盖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1]15所谓的学者其体此意，即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2]64。

[1]30 从理上看，万物自然生生，理便在其中，因此，天地万物都有是理，此理即生生之理，故可称为万物一体。明道语宏大，伊川语亲切。

从性上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就是生生之理的显现过程，也是各正性命的过程，即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2]21。小程夫子者，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

[9]3281朱子担心一体训仁，导致物我不分，会消弥了人的主体意识，进而失去了警惕、省察的修养功夫，至于格物，则更无从谈起。[1]153在他看来，忠恕之道是公平处事原则，人的德行修养必自忠恕始，做到了忠恕，那么就能做到公平。